明明写的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孟东坝的事情，陈德楹却不同意人家把《南天风雨》(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)看成知青文学。我想想也对。像电视剧《血色浪漫》中的人物钟跃民，鲜活有趣，我就没把它看成是“文革”片，而是觉得拍出了北京人的京味来。
    都说上海人精明、小气，我想那是“文革”以前的老版本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外地与上海交往多了，我就每每听到对上海人“热情大方、重义守信”的褒扬。在《南天风雨》中，上海知青阿莽就是值得大写的人。设想，一个年仅17岁的中学生，为了践行对母亲临终前的承诺，毅然带着10岁的失去双亲的侄子小阿弟远赴云南。阿莽没有以“不可抗力”为借口而中断自己的小爷叔职责，有情有义，这样的上海男人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
    小说开篇就推出了10岁的小阿弟混在去云南的车厢里，这一笔很高明。那种场景，纵使有人哭得死去活来也是流于俗套。但是，当10岁的孩子藏在座位下，瞪大着眼睛看车厢里的世界时，他看见了那个时代的美丽姑娘舒雅，所有的故事据此演绎而生，一直让读者牵肠挂肚，最后掩卷，神思仍然为悲剧人物舒雅的死去萦绕不已。
    阿莽是上海男人，也许算不上大英雄。但是，他细腻、含蓄、隐忍，性格中的义气果敢，可以深藏不露，直到大是大非关键时刻，挺身而出。这样的上海男人是很有腔调的。当然，阿莽也有不够大度的地方，他与舒雅的爱情悲剧就是一种局限。可是，谁破坏了正常男女的一段情缘？追究起来，没有人。只有阿莽自己。不过，那是一个时代的局限，也是不分地域的所有男人的局限。
    陈德楹是当年上海去云南的知青，我们都呼他为阿楹。他也是一个有趣之人。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放弃留沪任教的名额，为了履行对爱情的承诺，“倒插”成都。他在上海求学期间，到沪上心意六合拳大师凌汉兴麾下习武强身，我们由此结识相交至今。初到四川，单位里有壮汉欺负个头不高的阿楹，结果自取其辱，被阿楹一招打出丈外远。
    十年前，我去西藏，在成都双流机场，享受到了阿楹来接机的待遇。他衣着随便，随便的一声招呼，我的朋友都没有觉察到。等他帮忙把东西搬完了，我们开始聊天了，朋友才恍然大悟，还说：刚才还以为他是搬运工了。他从来不穿名牌，虽然好歹也是四川省粮油公司的副老总，但是他最老嘎的一句话这样说：“我这种人还要用衣着来包装吗？”让人听了忍俊不禁。
    还有，他书中写到的上海场景就是我从小到大上学和生活过的提篮桥一带，包括“文革”中“撑市面”的绰号山东，也是确有其人并且是我所熟悉的人和事。他20多年不动笔，一鸣惊人，裹挟着40年前的南天风雨呼啸而至，依然有声有色，我一点也不奇怪，我看阿莽这个人身上有太多阿楹的影子。写自己熟悉的事，尤其是刻骨铭心的岁月中的人和事，怎么会不感人？